"我来放。"叶正诚说。
第二天一早，宴会厅的灯比平时亮了一倍。台前支着三块大屏幕，中间那块空着，还没接信号。左边那块，是悉尼会场的画面：一间教会的大礼堂，坐满了人，有人裹着毯子靠在椅背上，有人在小声祷告。那边是凌晨四点。
宴会厅侧门边上，摆了一张摺叠桌。急诊科护士柴云舒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，桌上码着两个急救箱、一只小氧气瓶、一台除颤器。她旁边站着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，腰板笔直，正把自己带来的那只旧急救包打开，一样一样跟她桌上的东西对。
"止血带你有两根？"柴云舒问。
"三根。"封长胜说，"一根是新换的。"
柴云舒点了点头，把自己桌上那根收了起来。
九点整，阿伦走到台前。他没拿讲稿。
"今天到场的，"他说，"大半是这几个月才认识的。开始以前，我先把话说清楚。不然待会儿看见的，你们会摸不着头脑。"
他身後的大屏幕上，跳出四张照片。
一位坐着轮椅、瘦得两颊凹下去的老人。一位剪着短发、脸色蜡黄的女士。一位头发全白、戴着老花镜的老传道人。一位满头银发、背有点驼的老太太。四个人都站在同一盏落地灯底下，光从一边照过来。
"这四位，"阿伦一个一个念，"蔡德全，何美心，杨启明，玛格丽特·海斯。是我们两百个人里，最早站出来的。这几张，是他们出发前一天晚上拍的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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